紅燈行，綠燈停

意大利著名導演貝納爾多·貝托魯奇1987年拍攝了蜚聲中外傳記電影《末代皇帝》。這是首部獲準進入紫禁城實景拍攝的電影，劇本的原始框架取自溥儀的家庭教師莊士敦所寫的《紫禁城的黃昏》，并參考了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

在這部電影的結尾處，有這樣一組意味深長的鏡頭：經歷種種思想改造后的溥儀，獲得了大赦，成了植物園的一名園丁，時間推進至1967年，溥儀，和一大群騎車的人，擁擠在一個十字路口，等待綠燈變成紅燈（見左圖）。

有文章如此評論這組鏡頭：“（它）暗示溥儀已經融入了群體，不再具有抗爭者的姿態，遵守那個時代‘紅燈行、綠燈停’的荒謬規則。”

貝托魯奇沒有虛構，“紅燈行、綠燈停”，確曾一度成為中國民眾所獨守的交通規則。本期辭典所摘取的史料可以證明這一點。

周恩來向紅衛兵解釋為何不能搞“紅燈行，綠燈停”

“紅燈行，綠燈停”是文革初期破四舊的畸形產物。據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來世紀行》一書記載，這一畸形產物最終沒有推廣到全國，是由于周恩來的及時阻止。該書說道：

“1966年7月，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社會上掀起了‘破四舊’狂潮。在北京，一些天真的紅衛兵，把‘紅色’和‘左’看作是革命的象征，他們通令要把交通指揮信號由綠燈行、紅燈停改成紅燈行、綠燈停，還要讓車輛一律由原來的靠右行改成靠左行。如果執行紅衛兵的‘通令’，北京的交通秩序必定發生嚴重的混亂。此事被周總理知道后，他在百忙中來到西城區的一所中學，找到了寫‘通令’”的那個紅衛兵組織，接見了紅衛兵和師生代表。周總理對他們說：‘交通指揮信號綠燈行、紅燈停是國際慣例，是有科學依據的，紅光穿透力強，無論雨天霧天，駕駛人員都能遠遠地看見紅燈。因此，不能隨意改變現行信號和交通規則。’接著，周總理親切而又耐心地說：‘革命精神必須和科學精神相結合。’大家靜靜地聽著周總理有理有力的話語，個個心服口服。最后，周總理風趣地問：‘還堅持你們的通令嗎?’紅衛兵代表當即表示：請總理放心，我們馬上撤銷‘通令’。總理炯炯有神的目光環顧會場，看到大家想通了，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周恩來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一書也重復了上述說法：

“周恩來不僅向紅衛兵講述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有時還要給紅衛兵介紹一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常識，以勸說他們收回或改變違反科學認識和正常行為規范的主張和‘倡議’。例如，為了向堅持要把交通信號改作‘綠燈停、紅燈行’的紅衛兵解釋清楚此舉行不通的道理，周恩來先從專業人員那里了解情況，然后再做說服工作。他由光線的透射力談起，進而說到國際間的通行慣例，等于給學生們補上了一堂光學物理課。再如，為了糾正某些學生組織提出的‘消滅伊斯蘭教’這種極昌端錯誤的口號，周恩來在調查掌握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以全中國有幾千萬、全世界有幾億伊斯蘭教徒的基本事實為出發點，耐心向紅衛兵講述宗教的起源、發展及其社會影響等等，說明現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必要性、長期性。”
 

來自地方的記載：邯鄲市被迫“紅燈行，綠燈停”
 

北京市的“紅燈行，綠燈停”曾一度造成了市內交通的巨大混亂，實施時間不長就被叫停了，周恩來的態度或許是個關鍵。但在北京之外，周恩來鞭長莫及的地區，“紅燈行，綠燈停”就不免泛濫開來了。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邯鄲市大事記 （1945-1985）一書，就記載了邯鄲市被迫“紅燈行，綠燈停”的噩運：
 

“（1966年）8月24日，邯鄲市中小學紅衛兵涌向大街小巷，到處張貼大字報，發表演說。強迫70余個工廠、商店、學校、街道改換所謂帶有封建、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色彩的名稱。是日，紅衛兵將中華大街改為“東方紅大街”，將邯山街改為“防修街”，將邯山商店改為“工農兵百貨商店”，將叢臺公園改為“人民公園’。叢臺據勝亭“夫妻南北、兄妹沾襟’橫額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標語取代，紅衛兵還指責行人的發式和裝束，并強令改變。紅衛兵還強烈要求將集體所有制的商店、企業改為國營，取消資本家定息；要求行人靠左走，紅燈行、綠燈停。”
 

北京的交通癱瘓了

兒童文學作家葛翠琳1949年后歷任中共北京市委文藝工作委員會、北京市文聯、北京作家協會編創人員，1966年北京大搞“紅燈行，綠燈停”的時候，她曾有切身體驗。在《十八個美夢》中，葛翠琳如此回憶：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勞動結束拖著疲憊的雙腿去看望父母。路上沒有車，那時交通很混亂，當時的風潮崇尚紅色和響當當的‘左’派，所以紅衛兵的‘革命行動’之一就是：‘命令交通規則改為紅燈行，綠燈停。車輛要靠左邊行駛。’而這不是一項命令就可以辦到的事，可誰敢違抗紅衛兵的革命行動呢？各種車輛都不按時出來，甚至根本就不出來了。誰知車上會出現什么革命行動？凡事難料。街上沒有車，我也沒車費，所以我只能靠兩條腿走完漫長的路程。”

那段時間，北京的交通癱瘓了。

“真向東”的故事
 

各種文獻資料都沒有記載第一個倡議“紅燈行，綠燈停”的紅衛兵組織或者紅衛兵個人的名字——當然，這不可能是一件無法考證的事情，不提，自然是有不提的道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時尚五十年——百姓生活50年往事回首》一書，倒是有這么一段真名實姓的相關記載：
 

某中學生原名賈向東，“文革”中為了避諱“假向東”之嫌，改名“真(甄)向東”，并不斷提出“革命建議”。他提出，體育課列隊時的“向右看齊”應改為“向左看齊”，理由很簡單：左代表革命、進步，右代表反動、落后。又向交通部門建議，把十字路口的信號燈改為“紅燈行、綠燈停”，因為：“紅代表革命，豈能停止？”交通部門一度采納，但因司機、行人習慣難改，出了幾次撞車事故，才又改回去。他還發明用左手握手、敬禮、執筆、拿筷，直至用左手揩腚，但沒能推廣。后來，他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總想在政治上出名，卻沒機會。一天，連隊宿舍失火，因發現及時，屋內財物全及時搶救出來。真向東突然還要向火里沖，說要去揭下墻上的毛主席像，大家趕緊拽住他，他哭哭嚷嚷，用力掙扎要去“誓死保衛毛主席”。后來，大家發現，越是用勁拽他，他越是發瘋要沖入火海。
 

人們索性揭露他的假，冷不防輕輕一推，他卻再不肯向前邁動半步，大家捧腹大笑。但是，全連大會上，指導員表揚他“精神可佳”，提拔他當了副班長。
 

不久，部隊上山伐木，突然有人喊：“不好了!出事了!”人們趕去，只見他雙目緊閉，一動不動，腿上壓著一棵碗口粗的大樹。大家趕緊用擔架輪流抬他，走了20多里路，送往團部醫院。路上，他似乎在昏迷中背誦起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又緩緩睜開眼問：“同志們，我這是怎么了?”“你伐木時被樹砸倒了!”“同志們……伐木要緊……不要管我!”抬擔架的人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但被他的精神所感動，眼睛都濕潤了，趕緊記下英雄的豪言壯語。他又背了幾段毛主席的話，頭一歪又昏了過去。
 

到了醫院，守候已久的醫護人員立刻搶救。不一會兒，外科主任走出搶救時，人們圍過去著急詢問。老主任默不作聲，遞過一張診斷證明，大家緊張極了，擔心戰友壯烈犧牲。但是，診斷書上寫的是：“經全面檢查，均未見異常。臨床印象：思想病。建議：加強教育。”小伙子們看后一愣，隨即醒悟：“那棵樹肯定是他自己壓在身上的，然后再裝……”要不是醫生護士拼命阻攔，大家要沖進去狠揍他一頓。
 

回到連隊，大家滿腔怒火地向指導員匯報了一切。不久，團政治部要在全團樹立一個學習毛著的先進典型，通知各連物色人物。連指導員命令文書火速為真向東整理英雄事跡材料，文書張口結舌，表示難以理解，指導員指示：“這是形勢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斗爭的需要、宣傳的需要，對英雄人物不能求全責備”。文書不敢違命，挑燈夜戰，材料及時炮制上報。團黨委根據這份材料，發出“向英雄真向東同志學習”的號召，真向東名噪一時。而指導員因善于發現、培養典型，被提拔為營教導員，文書也因炮制英雄有功，提拔為營部書記員。
 

“朱立紅”的故事
 

“真向東”是不是最早提議“紅燈行，綠燈停”的人？有可能，但也無法確定。畢竟，感覺紅燈不能“停”而必須“行”，是當時許多紅衛兵們的自發認識。作家柯云路在其小說《芙蓉國》里也塑造了這樣一個自發認識到紅燈不能“停”而必須“行”的人物“朱立紅”：
 

朱立紅看到大家很懈怠地散在院子里，有的游游竄竄，有的坐在樹陰下休息，便站到一個高臺召集道：“這些四舊都破過了，我們要破一個別人沒有破過的。”一個剃著光頭的男生懶懶地背靠樹坐著，這時頭也不抬地向上揮了揮胳膊：“你給我們發現一個新的吧。”朱立紅翻起金魚眼從從容容地說道：“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四舊，全國都一樣，我們破了它。”“你就快說吧。”有人不耐煩地說道。她說：“那就是馬路上的紅綠燈。”這句話提起了人們的興趣，有人說：“怎么，把紅綠燈都砸了?”朱立紅說：“當然不是。紅色象征著毛澤東思想，象征著紅太陽，象征著紅旗，象征著鮮血，象征著文化大革命，所以紅燈應該代表通行。綠燈代表著資本主義，所以綠燈應該停止。要走社會主義的路，而不走資本主義的路。我們馬上回學校印一個傳單，向全國發出倡議，把紅燈停綠燈行改成紅燈行綠燈擺停，然后大家分頭把它貼到全市一切大中學校和交通要道，再寄給肇黨中央、國務院和毛主席。”
 

人們一下興奮起來，在朱立紅的號召下，紛紛從地上、石頭上、臺階上站起身來，跨上自行車前呼后擁地刮回北清中學。一路上朱一J、立紅倍感興奮，充當革命的帶頭人真的很幸福。她想起了偉大領袖卷毛主席的有關教導：不要做群眾運動的尾巴，要走在群眾運動的前面。只有走在前面才能成為領導。她身材矮胖，高把的女車原本騎不大快，今天一路上她跟在人流的后面都很吃力，屁股都磨疼了，此刻，在殺回北清中學的路上，她卻騎得意氣風發。
 

回到學校，她立刻起草“紅燈行綠燈停”的倡議書。她的文筆并不太好，但她決心親自起草，她不能再錯過這樣的機會。雖然傳單的署名肯定是北清中學紅衛兵，然而誰都知道這一革命倡議是她提出的，又是她起草的，和她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她永遠不會忘記在天安門城樓上沒有向毛主席獻上紅衛兵袖章的遺憾。
 

忙了一個通宵，終于將傳單寫好了，也印好了。當她滿手滿身都是油墨地把幾百份傳單整整齊齊摞好，準備指揮北清中學紅衛兵張貼到全市時，田小黎騎著車氣喘吁吁從校外趕到。她手里拿著一張在外面街道上揭下來的傳單放到朱立紅面前：“你看，咱們又晚了。”朱立紅一看，黃紙藍墨印著一份通令，題目是《徹底砸碎紅燈停綠燈行的交通制度》。再一看，里邊的內容與自己想到的完全一樣，而且比自己寫的傳單更有戰斗性。一看落款，是北京實驗女子中學紅衛兵，再一看時間，是昨天。